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| 继续访问电脑版
 找回密码
 立即注册

唐太宗的夷夏平等观是什么?获得了巨大成功

钢结构拼装泳池   如果说长城区隔的消解,在地理空间上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距离,表现了太宗华夏观念上的自信开放精神,那么,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夷夏之间贵贱有别的敌视情绪,也是横亘在一统局面下非常棘手的问题,对此,太宗和他的贞观朝臣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?贞观四年,“突厥既亡,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,或西奔西域,其降唐者尚十万口”,于是,贞观君臣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如何处置突厥来降的大辩论。参与者有颜师古、李百药、窦静、温彦博、魏征数位名臣以及许多没有记名的朝士,太宗是这场辩论的召集者、主持者以及裁决者。是“受”之塞内,还是“弃”之塞外,这场激烈的辩论对突厥问题大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,并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夷夏观念,其中接受派以温彦博为代表、离弃派以魏征为代表。
image.png
  魏征等人坚决反对的理由,大致有四条。其一,戎狄人面兽心,“弱则请服,强则叛乱,固其常性”(魏征)。其二,戎狄不可教化,“不可以刑法威,不可以仁义教,况彼首丘之情,未易忘也”(窦静),因此无法给予希望。其三,戎狄为中国隐患,“今降者众近十万,数年之后,蕃息倍多,必为腹心之疾,不可悔也”(魏征),“置之中国,有损无益,恐一旦变生,犯我王略”(窦静)。其四,有惨痛的前事之鉴,“晋初诸胡与民杂居中国,郭钦、江统,皆劝武帝驱出塞外以绝乱阶,武帝不从。后二十余年,伊、洛之间,遂为毡裘之域,此前事之明鉴也”(魏征)[4]6075-6077。  温彦博等人接受的理由,大致有两条。其一,王者无外,靡有所遗。“王者之于万物。天覆地载,靡有所遗。今突厥穷来归我,奈何弃之而不受乎!孔子曰:‘有教无类。’”(温彦博)其二,以夏变夷,可以教化。“若救其死亡,授以生业,教之礼义,数年之后,悉为吾民。选其酋长,使入宿卫,畏威怀德,何后患之有”(温彦博);“教之耕织,可以化胡虏为农民”(朝士)。同时,在接受派的内部,对于将突厥安置塞内何地,也有几种不同的方案。方案甲为河南说:“宜悉徙之河南兖、豫之间”,“永空塞北之地”(朝士)。方案乙为河北说:“请皆置之河北。分立酋长,领其部落,则永无患矣。”(颜师古)方案丙为塞内说(即实边说):“徙于兖、豫之间,则乖违物性,非所以存养之也。请准汉建武故事,置降匈奴于塞下,全其部落,顺其土俗,以实空虚之地,使为中国扞蔽,策之善者也。”(温彦博)[4]6075-6077  两者相较,魏征等人的史观,显然还是停留在“据乱世”与“升平世”的阶段,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,为安全计,思想非常谨慎保守,是狭隘的族群中心主义。而温彦博等人的夷夏观,适应了历史的发展,在大一统形势下,将四夷族群纳入华夏体系,以夏变夷,用先进的文明教化落后的文明,共同“止于至善”,达到“升平世”,从而实现天下一家“大同之世”的愿景。而且,在这一新的族群内部,“全其部落,顺其土俗”,而不“乖违物性”。此“物性”,并不是魏征所言突厥之“人面兽心”,而是指戎狄的生活习俗,即所谓的“先王建国,夷夏殊风,君子教民,不求变俗”[6]1875。如此,四夷一家,华夏族群呈现文化多元的样态。  接受派的观点非常契合太宗的大同理想,因此太宗“卒用彦博策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两派争论的焦点,即戎狄“人面兽心”,究竟能不能教化,还仍然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夷夏史观中这一古老的命题,如果得不到解决,即便是将突厥纳入塞内,汉人内心深处依然会有芥蒂,从而影响族群的和睦。太宗深谙此道,而且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夷夏族群关系的新命题。贞观十八年,太宗曰:“夷狄亦人耳,其情与中夏不殊。人主患德泽不加,不必猜忌异类。盖德泽洽,则四夷可使如一家;猜忌多,则骨肉不免为仇乱。”[4]6216此论断,堪称千古绝调,给夷夏有别观以致命一击。他直指古人所谓“戎狄人面兽心”原本是一个假命题。
image.png
  古人从“人性论”出发,认为人性有善恶;而太宗则从“人情论”出发,发现“人情不殊”,而此命题的前提条件则是“夷狄亦人耳”。对夷狄族群的如此表述,比起隋文帝的“圆首方足”[6]1815,更具人情味道。如此,华夷本是同类,而非“异类”;既然同类,“人情不殊”,那么胡汉之间就不应该相互“猜忌”敌视,故“四夷可使如一家”。太宗进而提出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、狄,朕独爱之如一,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”完整地表述了新的“平等”夷夏观。这就自然化解了夷狄人面兽心、不可教化的矛盾,故华夷之间心无芥蒂。可贵的是,太宗的情化观,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,而且他还真诚地将之付诸于实践。
image.png
  他对华夷将领同等爱护和体恤就是证明。如贞观十九年,突厥族的李思摩(原名阿史那思摩)随太宗出征,“中弩矢,上亲为之吮血,将士闻之,莫不感动”。而且,在用人方面,他也突破种族界限,任人唯贤,“唐代统治阶级中就有不少是各族的混血。建国时,汉化鲜卑贵族的支持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因此他们在统治集团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。有人统计,唐朝宰相369人中,胡人出身的有36人,占1/10。《唐书》还特辟专章为蕃将立传”[7]16,其中出身鲜卑族的长孙无忌曾被任命为宰相,并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。
image.png
  太宗的夷夏平等观,意义重大。从戎狄的角度来讲,能起到以情感人,“畏威怀德”的作用。正如太宗所云:“突厥贫弱,吾收而养之,计其感恩,入于骨髓,岂肯为患!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,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,其情可见矣。”[4]6216“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,不能服戎、狄。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。”[4]6247对突厥的成功收服,正是“情化”的结果。《通鉴》载,唐太宗死后,“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,闻丧皆拗哭,剪发、剺面、割耳,流血洒地”,“阿史那社尔、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”[4]6269。此种痛不欲生、感恩戴德的场面,在我们知晓太宗夷狄“情化”观之后,丝毫不再感觉史笔的夸张。因为,千百年来,一直作为弱势群体,被优越的华夏人敌视和轻蔑,一旦获得人的尊严,而且能分享天下文明大国的待遇,其感恩之情当何如哉!就此而言,太宗的平等观,在华夏族群的重构中,获得了巨大成功! 免责声明:以上内容源自网络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,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。
回复

使用道具 举报